吴稼祥

钱学森可能有许多“绝无仅有”，但如果你想要为他作传，查阅他的年表，你会发现他另一个“绝无仅有”：他是中国知识分子里唯一一个被资本主义的美国迫害过，而从未被各种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迫害过的人。这大概就是他如此爱国的原因，也是他如此爱国的结果。

在不少有良知有才气的知识分子都难逃一劫的1957年，我们伟大的钱博士所获甚丰：1，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1956年度）一等奖；2，当选为中国力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3，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兼任该院一分院（即今天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4，在中国科学院第二次学部委员（院士）大会上，被增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69年，1970年，几乎所有学术权威不是在牛棚里，就是在“坐飞机”，有的还失踪投湖，我们的弹父星父呢，1969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70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并不再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院长。

1991年，已经改行搞人体科学多年的钱老，突然被中央军委想起，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以及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假如你对此感到困惑，我想提醒你，这些荣誉追认的可能不是他30多年前的业绩，更可能是2年前的态度。

一个以爱国著称的精英人物何以能如此在多波多浪的当代中国不仅善始，而且善中，更且善终？奥妙无它，爱国首先爱党，爱党首先爱党的领袖，而且是最后控制住局面的领袖。用当年家喻户晓的一副对联，或者说“政治公式”来表达，就是“听某某某话，跟共产党走”。我不认为钱老选择这样的人生道路时，从未经历过内心的挣扎，我也不认为，他像他自述的那样，一生只激动过3次：

“第一次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我拿着一本我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他翻了翻感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
“第二次是建国10周年时，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激动得睡不好觉。
“第三次心情激动，就在今年。今年，我读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解放5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能跟他们并列，心情怎不激动？”

如果是这样，那他就只有对国对党的爱，没有对科学对人的爱。这是不可能的。假如可能，那只能说，钱老的一生，对他所爱的政党和国家是一件幸事，对他本人和家人，则是一个悲剧，尽管他自己可能不这么认为。

我们这个时代无论伟大，或者渺小，肯定不会再产生钱学森这样的人。他属于他自己的那个时代。他的逝世，是一个时代的终结。